洛川会议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和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始。全面抗战之初，国共两党之间在如何进行抗战的问题上仍存在着严重分歧。此时，虽然西安事变已经发生，但国民党还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希望把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范围。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民族革命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为了早日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进一步推动全国抗战，中共中央派代表先后在西安、杭州、南京、庐山等地与国民党进行了谈判，达成了一些协议。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御日本的侵略。7月15日，中共代表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了中国政府的抗战决心。
根据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为了动员一切力量实现全面抗战，并制定具体的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纲领、方针和政策，推动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会上，毛泽东在正确分析中日战争中敌强我弱的形势和敌人用兵的战略方向之后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关于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宣传鼓动提纲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十大纲领的主要内容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这一纲领是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讨论并制定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行动路线和工作方针。
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正确分析了抗日战争开始后的形势，确定了共产党和八路军在新形势下的战略任务，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各方面工作的基本政策，解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领导权问题，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它向全党指明了抗日战争的方向和争取抗战胜利的具体道路。
洛川会议后，为进一步推进陕西的全面抗战，在省委的部署和领导下，全省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发展，各种抗日团体纷纷成立，工农商学及妇女等各界群众积极行动起来，支援前方抗日将士。西安、咸阳、安康、汉中等地纷纷组织学生抗日宣传队下乡宣传，通过多种形式，声讨日军侵华暴行，动员人民参军支前。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青年积极要求报名参军。一些地方官员和士绅也以民族大义为重，支持民众的抗日活动，有的还率部到前线参战。省委还号召共产党员要带头开赴前线，抗敌救国，用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群众。涌现了众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事件，有力地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实现。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召开。这是一次被毛泽东称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重要会议，具有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
总结经验，指明抗战正确方向。全会总结了抗战以来15个月的主要经验，为抗战胜利勾画出了路线图。政治上，坚持长期作战的全面抗战路线。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指出，中国要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就必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奋斗的目标。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和凶残，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战略方针是持久的，但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径，就是团结全民族，依靠人民群众。军事上，坚持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指出，游击战争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占据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没有游击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就“安稳坐占”，没有后顾之忧，从而更加猖狂，不仅会造成很大的人员伤亡，甚至有可能动摇合作抗战的根基。因而开展游击战争是必须的、恰当的，而忽视游击战争的思想是错误的。为了贯彻这一方针，毛泽东概括了坚持游击战争的18项具体工作。统一战线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基本策略。在国共合作的前提下，要保持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毛泽东指出，如果抹杀或抛弃这种独立性，不丢掉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错误认识，就必然会牺牲和破坏统一战线，所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这些正确主张都对坚持抗战乃至取得战争胜利指明了方向。
提出科学命题，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明确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时间较短，加之斗争环境恶劣，党缺乏对党员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这使得我们党在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和指导中国革命上存在薄弱环节，致使党内一度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给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1937年11月王明回国以后，积极宣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思想，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消极影响。究其错误根源在于，缺乏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为此，毛泽东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是党内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在此基础上，对其内涵进行了阐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能把其“当作教条”，而应该当作“行动的指南”，不仅要了解其“一般规律的结论”，更要学习其“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并且大声疾呼“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针对党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很不普遍、不深入的问题，毛泽东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认真研究马列主义，培养一批“系统地”“实际地”而不是“零碎地”“空洞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党员干部。会上，张闻天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及方法进行了论述，对以后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产生重要影响。
确立领导地位，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众所周知，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决定“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从此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但随着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王明回国以后，“大有取而代之的味道”。如何坚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全会传达了共产国际“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的重要指示，实际上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诚如彭德怀说的那样：“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张闻天也说：“六中全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实质上推翻了王明路线。”会后，张闻天逐渐把党内总负责的全部工作交给毛泽东。就连1939年6月的《共产国际》第6期在介绍毛泽东生平时，称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之一”“中国共产党卓越领导人之一”“不屈不挠的领袖和民族英雄”。这为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供了条件。
重视党的建设，夯实伟大工程基石。党的建设是党的事业成功的根本保障，全会对党的建设进行了集中论述，毛泽东第一次把党的建设称之为“伟大的工程”。在纪律方面，针对一些人阳奉阴违、口是心非的两面派行为，尤其是张国焘明知故犯，无视纪律，破坏纪律，全会重申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进而要求进行党的纪律教育，使党员干部养成遵守纪律的好习惯。此外，全会制定了详细的党内法规，比如《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文件。刘少奇在《党规党法的报告》中指出，要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必须用党规党法去教育党员干部。在组织建设方面，由于中国是一个长期处于封建统治的国家，存在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而革命要取得胜利，需要有高度积极性的党员干部。要实现这一目的，主要依赖党内生活制度的民主化，倘若没有或缺乏民主生活，不仅影响党员干部积极性的发挥，也不利于大批能干人才的创造。鉴于此，毛泽东指出，亟须在党内施行民主生活教育，使党员干部明白什么是民主生活，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同时，增加军队中的民主生活，提高积极性，增强战斗力。在干部队伍方面，要“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没有许多德才兼备的党员干部，就不能完成其担负的历史任务。为此，全会指出，实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善于识别、使用和爱护干部。同时，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军队中，使他们成为英勇作战、执行命令、遵守纪律的模范，在友党友军中，成为坚决实行抗战任务、团结各党的模范，在政府工作中，成为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在民众运动中，成为民众的朋友而不是上司，成为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在实事求是、远见卓识和学习方面也要成为模范，从而为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