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四大
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党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20人，代表党员994人。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
这次大会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
大会总结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后指出：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既要反对“左”的倾向，也要反对右的倾向，而右的倾向是党内主要危险。共产党要做到：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既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和组织上发展，又加紧同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作斗争。
党的四大修改了党章，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棠为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中央局决定：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其他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分工是：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项英驻汉口，李维汉驻长沙，邓培驻唐山，朱锦棠驻安源，罗章龙、王荷波负责铁路总工会工作，张太雷负责青年团中央工作。向警予后来补为中央局委员，负责妇女部工作。
党的四大以后，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进一步发展。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推动和影响下，各地学生联合会也十分活跃，会员有数百万人。这些有组织的群众已经不同程度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从而为即将来临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中共五大
在大革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82人，代表党员57967人。以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组成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参加大会。由谭延闿、徐谦和孙科组成的国民党代表团到会祝贺。会前，共产国际发来指示，要求中共五大的一切政治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政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略，反而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
会前，瞿秋白在1927年2月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写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以及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会上他向代表们分发了该书。一些代表同意瞿秋白书中的观点，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的错误。陈独秀在会上也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但是，大会对这方面的讨论不够重视。对陈独秀错误的内容和性质，以及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错误，也缺乏应有的认识。
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决议一方面把蒋介石的叛变看做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从而混淆了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另一方面把由汪精卫、唐生智控制的武汉政府当作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精卫、唐生智等人仍抱有很大幻想，对其公开叛变革命的严重危险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精神准备。
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虽然肯定“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的土地革命原则，但却又把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武汉国民政府，使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成了一纸空文。
此时，最紧迫的问题是组织和发展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但是，大会并没有认真讨论军事问题，更没有在这方面制定有力的措施，认为只要依靠以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就能够实现大会规定的任务。
大会选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后增补瞿秋白、谭平山）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周恩来曾代理常委），陈独秀为总书记。张国焘、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分别担任组织、宣传、军事、工人、农民部部长。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正式委员：王荷波、张佐臣、许白昊、杨匏安、刘峻山、周振声、蔡以忱；候补委员：杨培森、萧石月、阮啸仙。
党的五大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仅半个月这样一个非常时刻召开的。全党上下最焦虑、最关切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严峻复杂的局势，如何从危难中挽救革命。这次大会虽然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的原则，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这样自然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